(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69页；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三辑第17页。)他一面宣布唐绍仪“擅用共和政体，逾其职权”，表示概不承认，一面责难南方，“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伍迁芳：《共和关键录》第60页。)同时，他又授意冯国璋等北洋将领电请内阁，“主张维持君宪，极端反对共和。……谓若以少数意见采用政体，必誓死抵抗。”(李剑农：《中国近百年*史》（上），第336页。)
袁世凯态度的动摇和反复，一方面是他此时矛盾心态的流露，另一方面显然是向南方施加压力，从而使南北议和一时陷于停顿。对此，南方民国政府反映强烈，斥责袁世凯违背前议，指出：“若因而再起兵衅，全唯袁世凯是咎！”(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章伯锋等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并积极备战，准备北伐。同时，又全力向袁世凯解释，一再重申相让之意。孙中山也表示，“暂时承乏”，“虚位以待”。
袁世凯在看到南方对共和问题的激烈反响和得到南方对总统问题的一再保证后，决定“专从清室着手”，加快了逼宫步骤。(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98页。)1912年2月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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