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比较而言,“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之计!”“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章伯锋等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
南北议和后期,袁世凯的“剿抚兼施”策略由于南方民军的不断抵制而一再受挫,而此时的革命浪潮却犹如江河决堤,迅猛向前。独立省份的纷纷增多,清海军的倒戈,陆军的力不从心,原立宪派和列强罢兵息战的强烈要求,这些都为他所始料不及。形势的逼迫使得袁世凯的策略发生了变化,即由“言抚进而言和”。(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69页。)当得知共和不仅是革命党的原则主张,也是举国上下的一致意向时,袁世凯也逐渐明白,君宪之路难通,再死抱清室无疑自寻末路。因此,他确实在考虑如何接受共和的问题。袁世凯在议和后期的所作所为恰好证明了这一点,11月底袁世凯授意其子袁克定密遣故旧朱芾煌出使武昌,表示此来的目的在于“约南北联合要求清帝逊位”,惟应举袁世凯为总统。(《李国镰自述》,《辛亥革命资料》第507页。)12月17日,袁世凯急调并未领会其深意的冯国璋赴京,由较识大体和了解他心意的段祺瑞接任第一军统领。段代冯后,“一反国璋所为,与鄂军府时通款曲,信使往返不绝于道。”(《黎副总统历史》,《宪法新闻》1913年第10期。转页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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