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张季子九录·年谱》卷七第17，20页，《张九子九录·政闻录》卷三第13页；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第116页；寄生《安抚恩铭被刺事件》，《民报》第16号。)由此可见，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尽管仍存在着极为浓厚的封建性和反动性，但它毕竟在向资产阶级接近和转化，不管袁世凯的阶级属性是官僚资产阶级还是买办资产阶级或是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对于共和制这个资产阶级政体，两者并不具有天然的排斥性，相反，却有着一定的相吸性。这正是袁世凯之所以能够接共和的内在因素。
在南北议和过程中，南方革命党人始终坚持共和，不惜为此而流血一战。议和前期，袁世凯几次提出的君主立宪主张都遭到南方的严词拒绝。以后，朱芾煌暗使武昌与民军的接洽，段祺瑞在武汉与民军的接触，廖少游与南方所订之密约，南方无一不是以实现共和作为前提条件。上海谈判时，南方也坚持“非清廷承认共和，不能开议”。(钱基博：《辛亥南北仪和别纪》，《辛亥革命》丛刊（八）第103页。)孙中山也一再强调：“袁世凯之君主立宪办法，决不为人民所允许”。“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王耿雄：《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第38、42、62页。)民国成立时，袁之态度出现反复，南方立刻群情激昂，一片讨伐之声。对此，袁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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