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辛亥广州起义失败后，武汉继续进行其起义的准备活动，且有很快地转为主动之趋势。

　　据《开国元勋蒋上将翊武事略》记载：“广州起义失败，海内外同志，莫不悲愤万分，虽黄克强亦不免灰心。因此次大举，准备甚久，经费由海外华侨募集而来者，为数甚钜。较之前各次起义，力量实为雄厚，而结果精锐干部大半牺牲。唯公（蒋翊武）毫不丧气。良以武汉为全国中心，广州起义失败，而武汉潜伏武力，却已长成。”(□簪：《武昌两日记》附示《开国元勋蒋上将翊武事略》。《辛亥革命》（五），第74页。)刘揆一《黄兴传记》中亦称“公（黄兴）□得忍死待时。以图再举。而在两湖谋为粤援之党团，见粤事失败，已由被动而急转为主动之势”(《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第298页。)。

　　共进会孙武等人在新军下层的活动颇见成效。文学社蒋翊武等人在新军下层活动，也很有成效。两团体在1911年5、6月间，联络新军下层入会者，竟达数千之众，这就是辛亥武昌起义的群众基础。“谭石屏（人凤）于五月下旬到汉，与各同志会商，决定以武汉为发难地”(吴醒汉：《武昌起义三日记》。《辛亥革命》（五）第78页。)，不久，武汉又派詹大悲、杨玉如赴沪，与宋纯初（教仁）、谭石屏、居觉生（正）、陈英士、于右任谋大举。宋等赞同。谭、居、詹遂返汉，与文学社、共进会负责干部又在俄界密议，作出了相机发动的决定。

　　为此，同盟会在华中的首领人物必须加强对鄂湘等华中各省的工作。而陈英士、宋教仁等已酝酿数月的中部同盟会遂于1911年7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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