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杨二人到沪后，即向宋教仁、谭人凤叙述湖北革命发展情形，并将详情函告香港黄兴，请即速来鄂主持”(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始末》。《辛亥首义回忆录》。)。中部同盟会主张武昌、南京、上海同时发动，对武汉的准备不大放心，于是让杨玉如先行回鄂，留居正在沪等待购买*。黄兴对鄂省情势，也认为很好，主张“事在必行”。唯他感款项不足，即电告孙中山及南洋各埠请先筹款，亦未即行去鄂。但黄曾函嘱居正对鄂事要“取急进办法”(黄兴致中部总会函，函载《辛亥首义纪事始末》注二十四，《辛亥首义回忆录》，第220页。)。此时黄兴亦计划中部各省同时起义，不了解湖北之起义已成了箭在弦上之形势。未几，1911年10月10日（旧历八月十九日）武昌起义，并取得了胜利。

　　事实说明，武昌起义是辛亥广州起义后加紧准备起来的。武昌起义的准备都是与谭人凤、宋教仁、黄兴等有密切关系的。从这些方面来看，武昌起义正是辛亥广州起义的继续。只是黄兴和中部同盟会负责干部对武昌革命党人活动的积极效果，估计得很不够罢了。

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取得胜利。10月13日，居正、谭人凤同到武昌。武昌革命党人立即请他们速回上海，请黄兴、宋教仁来武汉主持一切。这说明武汉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仍主张接受中国同盟会的领导，并希望辛亥广州起义领导人黄兴来指挥武汉革命军事。

　　黄兴“于十月二十五日在上海红十字队队长张竹君女士掩护下，……于二十八日到达汉口”(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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