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黄兴到达武汉时，武昌起义后的局面，已经与居正等到汉口时有了很大的不同。汤化龙既篡据了权力，黎元洪也已在谭人凤授旗剑下“祭告天地”，就任了湖北军政府的都督。因此，黄兴到武汉后，虽然很多革命党人要推戴黄兴为两湖都督，位在黎元洪之上；但立宪党人和某些意志不坚的革命党人出面力阻，作为罢论。11月3日黄兴就任了战时总司令的职务，位反在黎元洪之下。

　　当时，对黄兴出任战时总司令，“有两种不同意见：由大家公举与黎居同地位，不受黎的委任；保守派旧人为了抬高黎元洪的地位，极力主张由黎委任，以便统率”(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始末》。《辛亥首义回忆录》（二），第194页。)。汤化龙、胡瑞霖就说道：“黄兴由黎元洪委任，就是团结一致的最好机会，不可更张，以生内乱”。居正的态度是：“军政府须有体系，非委任不可；但当慎重其事，请都督‘登台拜将’”(居正：《梅川日记》。)。最后黄兴也为“团结对敌”的漂亮的言词所蔽，11月3日在武昌阅马场遂演出了一幕“登台拜将”喜剧。这是“仿汉刘邦拜韩信的故事，举行的拜将仪式，所有印信、聘任状、令箭等由黎元洪捧付黄兴，授以武汉战守全权(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始末》。《辛亥首义回忆录》（二），第194—195页。)。这种“登台拜将”的仪式，正是由汤化龙、胡瑞霖一手策划，并由居正提议而表演出来的。这一喜剧表面上起了一点兴奋剂的作用；实际上既违背了武汉坚定的革命党人接受中国同盟会革命领导的素志，更使黄兴等革命党人受制于立宪党人的代表人物黎元洪之辈。这正是中国民族资产阶级领导民主革命的软弱、妥协的一种表现。

　　这些事实，说明以共进会、文学社为主体的武昌士兵起义取得胜利之后，革命党人仍是拥护中国同盟会及黄兴等人的领导的，还是属于辛亥广州起义一个□络的。只是由于立宪党人的阴谋策划和谭人凤、居正等人的软弱、妥协，才使中国同盟会对武昌起义的领导权有所丧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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