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灭六国后，楚人在反对秦暴政中表现出“秦必亡”、“大楚兴”的坚定信念，在秦末农民大起义中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后，楚人的革命精神在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并汇聚到中华文化的长河之中。如西汉末年，湖北京山人王匡、王凤两兄弟在绿林山（今湖北大洪山）建立根据地，打出了“绿林军”的旗帜，给封建统治者极大的震动﹔在元末农民大起义中，湖北沔阳人陈友谅是南方红巾军的重要领导人，并建立了大汉农民政权。在近代，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在湖北武昌打响，封建帝制从此被扫进历史的垃圾堆。首义文化是中华文化在晚清时期的一次创造性发展，其革命性文化内核不断被后来的革命者所传承和弘扬。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在湖北建立的革命根据地就有3个，彭德怀、滕代远建立的湘鄂赣根据地，潘忠汝、戴克敏等建立的鄂豫皖根据地，贺龙、周逸群等建立的洪湖湘鄂西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时期，李先念领导的新四军豫鄂挺进支队，创建了鄂中、鄂东等根据地。可以说，首义文化上承几千年的传统文化，又下启救亡图存的革命文化，是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一环。
其次，首义文化又具有世界意义，是世界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的重要内容。从1648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爆发到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标志着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已经到来。一部分先进的中国人已经开始认识到世界潮流势不可挡，努力探索中华民族发展的新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亚洲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忧患意识普遍高涨，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亚洲觉醒的一部分，不仅受到伊朗、土耳其革命的影响，还对越南、印度尼西亚的民主运动的发展产生过影响。列宁曾经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对中国辛亥革命等一系列的亚洲觉醒进行了评价。他说：“亚洲的觉醒和欧洲先进无产阶级夺取政权斗争的开始，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由于辛亥首义文化是在世界进步潮流的环境中产生的，因此它具有世界性意义。
第三，首义文化是与反帝反封、追求中国现代化前途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结合在一起的，具有鲜明的时代性。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大门被西方殖民者的坚船利炮打开，世界潮流迫岸而来。变与不变成为中国人争论的焦点，怎样变成为中国人探索的目标。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清末新政到辛亥革命，无不反映了中国人对独立、民主和现代化的追求。然而洋务运动、戊戌变法相继失败了，先进的中国人认识到只有推翻帝制才有出路。革命党人勇敢地突破了“中体西用”的文化樊篱，开始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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