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一个“后发外生型”的国家建设现代化不是一个自发的过程，所以它需要进行高度的社会动员，而高度的动员只有高度的权威才能实现，但辛亥革命打倒了皇帝，又没有创造出新的权威，中国此后的种种*危机和社会危机都可归结为“权威危机”。袁世凯、蒋介石的出现，与社会的这一需要不无联系。
有鉴于历来关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大都是以论证它的重要性、必要性为多，关于“避免”问题至多只是在这场革命爆发以前，革命派与改良派的论战中有过不充分的讨论。革命爆发后，原来持反对意见者也不可避免地被卷入，“避免论”也就从此掩旗息鼓．而80年后，历史重新提出这个问题，笔者认为，有必要从新的角度，对它给予一定的重视。但限于篇幅和研究范围，本文不可能就以上所有问题展开讨论，而仅从*运动发生与定位研究的角度，就辛亥革命的“避免”问题，谈谈自己的见解。不当之处，欢迎教正。
一 “避免论”的几个层次分析
按问题的性质分类，所谓辛亥革命的“避免”问题，实际是在两个层次上提出来的：一是“辛亥革命可以避免”，一是“辛亥革命应当避免”。为行文简便，我们称前者为“可免论”，后者为“应免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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