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对革命，但直到辛亥革命前三年，清政府还对以康梁为精神领袖，为迎合自己的立宪活动而成立的“政闻社”活动加以取缔，以“内多悖逆要犯为名，查禁其刊物。）设使没有新思想的引导，会党不过是一种原来普遍寄生于专制社会内部的“*”，它与旧社会，与专制统治是可以共存下去的。即使社会矛盾激化，其运动获得充分发展条件，最多也只能创造出“太平天国”运动的水平。再设使新知识阶层如果始终聚集在洋务派的周围。在洋务派与满族贵族的矛盾激化之后，它有可能成为“政变”的中坚力量，并使这种“政变”达到社会成功转型的目的，大大提高洋务派的理想主义水平和道德层次，从而使帝国不经大的阵痛，实现向现代的“平滑过渡”．但不幸的是，清政府给革命和动乱创造了机会，在斤斤计较派系之间的权力得失时，为自己找到了“掘墓人”。
辛亥革命的另一支重要力量——新军，也是洋务运动的产物。如果说，在1853年到1861年，湘、淮军还带有某种地方武装色彩的话，那么，中日甲午战争期间，清政府聘请德国教习编练的北洋新军，则是一支拱卫京畿的重要国防力量了。但是，就在这支军队的地位显要上升的时候，它在思想上却日渐分属于价值与目标高度分化的各种利益集团，成为国家分裂的潜在力量。被清廷视为“王牌”的北洋六镇，更是成为了一支高度私人化的军队，关键时刻，它便成为了清廷的颠覆力量。辛亥年间的“武昌首义”，促成南北统一的紫禁城的“逼宫戏”，这些重要的角色，都是由新军扮演的。
辛亥革命的第四个重要角色，也就是革命的导火索的点燃者，是民族资产阶级和他们导演的“保路运动”。这场运动，是20世纪以来，民族资产阶级一系列“收回利权运动”的继续，并最终酿成了武装冲突。考其运动的来由，一方面是国内民族资本的发展，逐渐与（通过清政府“宁赠友邦，勿施家奴”的政策实现和保障的）列强的在华利益形成冲突；另一方面，也是直接触发的原因，乃是清廷将“下放”给地方官绅自办铁路的权益，重新收归国有的“整治”政策。这种“与民争利”的嫌隙所激发的保护自身权益的斗争，当然比为捍卫一个空头理想而做出的反应，要坚决得多，甚至激烈得多。
鉴于以上理由，笔者认为，在辛亥革命这个“多级火箭”的发射过程中，至少在第一环节上，它的烈火是清政府亲手点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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