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内部调节系统的*系统中，皇权处于权力发摄中心与*主体的位置，一切政策法令均发自这个中心。皇帝并不只是各阶级与利益集团的仲裁人，他本身即是国家，他的意志便是国家的意志。除颁布法令作为一般社会行为准则外，他还经常运用一套行之有效的政策（治术）系统，调节超常状态下的社会．如战乱方息，国家行“黄老之治”，轻徭薄赋，与民休息；待国力稍长，于是讲求礼仪秩序，偃武修文，广施教化；一旦国力强盛，便动用民力，大兴公共工程、扩充疆土；而每当社会危机出现、便使用严刑峻法，以维持统治。所有这一切决策，基本都是出自前代统治的经验，虽然圣君贤相也可能参照民情，倾听舆论，决定政策，虽然皇帝也设立了一套监督与制约官僚系统的制度机构，但在最高层次上，皇权却不受任何制约与监督，故它也无法逃避“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的规律。

　　每当皇权腐败，原先“无所不能”的政权内部调节系统便失去作用。于是，社会的第二套调节系统——外部调节系统便自动开启，通过“天下大乱”的方式重建社会秩序。

　　需要指出的是，这第二套调节机制的启动，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实现的。它并不依赖一个类似统治体系的神经中枢发出指令，但也不是纯粹地依照“天遣”。它依据的是一种特殊的机制。正如西欧中世纪的国家，给现代留下了一种可以演变为议会的‘等级会议”的组织，和多元社会的格局这些结构性遗产一样，中国自周代以来的思想家，就给社会留下了一笔思想遗产。这种思想便是“革命”的思想。不过，这种“革命”与现代意义上的革命不同，它并不表示制度的转换，而是“革其王命”（即“王者易姓”）的意思（见先秦文献《尚书》、《汤誓》、《牧暂》、《大诰》。），在这套理论中，“造反”是一种比“皇权”更高的“天权”。皇权不过是天权在凡界的代表。皇帝不过是被天选中的、作为自己儿子（天子）的普通人。一旦此人失去大的信任，天就会借民众之手来更换“天子”（即“改厥元子”）。所以，古来的所谓革命，大多以“奉天承运”，“吊民伐罪”，“顺天应人”自相勉励。而所谓“载舟覆舟”，“造反有理”的理论，也远较西方发达。

　　中国*的这套外部调节系统，是以思想的形式存在于社会历史中的。它的主要载体，是古代的知识分子。在常态社会下，靠皇帝身边的士大夫向皇帝灌输这套思想，以使社会矛盾能尽量在体制范围内解决。当皇权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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