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原，制造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及类似血腥事件，它留给汉族人民的心理创伤，正是这种地下势力形成组织并获得发展的历史依据．满族贵族主政之后，虽然以接受中原汉族文化和科举考试制度收买了大批知识分子，对广大农民实施“永不加赋”的政策，用以缓和社会矛盾，但种族之间的矛盾并未因此而消除。鸦片战争爆发后，外国商品经济侵入，中国的旧有社会进一步解体，流民激增，会党也空前活跃。为了遏止会党的发展，自1841年起，清廷命地方设“团练”，加强保甲制度，以绥靖地方。尽管如此，会党活动仍然在地下卓有成效地发展。太平天国失败，会党势力便渗入新军，甚至达到了控制新军的程度。（见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主义·第三讲》，载《孙中山选集》下卷。）从组织联络功能来看，它的效率已经超过清朝的地方政府甚至军队。在辛亥革命爆发前，真正拥有强大的组织系统和对社会下层动员能力的反清势力是会党，而不是新式的革命党。如果没有他们的参加，革命至多是一种“秀才造反”，不可能起到席卷全社会的作用。而这种具有颠覆作用的力量，正是清朝开国时代的*遗产。如果清政府能够在较早的时候，向汉族开放上层政权，结束少数民族的狭隘的专政，这股力量必将自行瓦解。但清廷没有表现出这种历史主动性，相反，在革命已近燃眉之际，还成立了所谓清一色的“皇族内阁”，以欺骗立宪舆论。这无疑是对仇满的社会势力火上浇油的举措。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成为一场“革命”，而有别于传统的社会动乱和下层造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是在一群新式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与知识青年的参与和领导下发生的。而这些新型的知识分子及其组织，又都是清政府洋务运动和开放政策的产物，如派留学生，组织翻译西书，开新学堂等。清廷采取这些政策，原本是要为挽救大清帝国的命运，借法自强，制造“中兴”而用的。如果真能实现，俄国彼得大帝、叶卡捷林娜二世与日本明治维新的伟业，在中国再版，也并非完全不可能。但是，由于清廷在这时并没有相应地扩大政权基础，采取广泛地吸纳社会优秀人才的措施，而是频于统治集团内部的权力斗争，造成威信急剧流失，使上过改革措施造就的社会新生力量，迅速地产生出离心倾向。当着革命的历史任务已经提出，革命的社会力量正在聚集之时，清政府却把这些原来聚集在洋务派周围，或是对皇权寄托希望的新知识界领袖排出“体外”，迫使他们与社会下层原有的异己力量结合，并给他们送去了革命的纲领和领袖。（原来接受洋务派宣传的改良思想启蒙的孙中山，正是在上书李鸿章失败，报国无门的情况下，才选择了革命道路，确立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合众政府”的纲领的。立宪派的领袖康梁也是戊戌维新失败后被通缉的对象。虽然他们的“保皇”初衷不改，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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