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革命党人没有解决农民极为关心的土地问题。他们在革命进程中虽然提出了“平均地权”的主张，但根本不想也不愿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孙中山曾表示：如果有人认为平均地权就是夺富人之田分给农民的话，那是误解了他的平均地权的主张，是胡说。后来他更明确指出：“如果把地主的田地拿来分给农民，农民固然得到了好处，但地主却要受损失”，而地主“现在都是稍明白事体的人，对于国家大多很有觉悟，而农民一般全无觉悟。”(《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7—938页。)可见孙中山的平均地权主张并不是为了根本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有的革命党人为了利用会党和会党中的地主豪绅从事反清活动，不惜更改同盟会“平均地权”的纲领。如武汉革命党组织共进会就因顾及会党及会党中豪绅地主的利益，把“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吴玉章先生说：“会党中的上层分子有不少是地主阶级出身或与地主阶级有密切联系的人，所以共进会把同盟会的‘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以便他们容易接受”。(吴玉章《辛亥革命》，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95页。)更有甚者，一些革命党人连“平均地权”四个字都不愿提及。上述史实说明：辛亥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上自领袖人物下至普通党员都无意于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因此，他们也就无法唤起农民*热情，引导农民投身于轰轰烈烈的大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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