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革命党人未曾踏实指导农民的反抗斗争。近代中国农民深受中外反动势力的残酷压榨，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进行过不屈的抗争，如反洋教、反摊派赔款、反对清查户口、抗捐抗税等。农民的反抗活动有利于促进革命形势的发展，但革命党人却未能把握时机，去组织领导农民的反抗活动。他们没有帮助农民提出具有民主革命色彩的口号，也没有联络各地的反抗活动使之成为全国规模。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民军纷起，有不少农民加入其间，革命党人却无力驾驭时局，致使领导权多数落到会党首领手中，不少民军日后竟成为反动势力争权夺利的工具。这样，革命党人丧失了最广大的同盟力量。

　　第三，有的革命党人挫伤农民革命的积极性，甚至镇压农民的反抗活动。1907年9月，在广西钦州、廉州等地活动的革命党人王和顺发动防城起义，当地农民领袖刘显明率领几百农民参加，但王和顺领导不当致使农民队伍瓦解，民心大伤。到1908年黄兴来此地活动时，“民心日不如前，所至前极欢迎者，今则多不许停宿。”(冯自由《革命逸史》，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五集，第136页。)更令人遗憾的是，有的革命党人竟充当了农民反抗活动的镇压者的角色。1912年初，上海近郊昆山、宝山、南汇等地农民抗租抢米，而著名的革命党人沪军都督陈其美派兵前往“弹压”。1912年初，江苏无锡新安乡农民也因大户张氏过于蛮横，聚众焚毁张氏的房屋，革命党人无锡军政分府总理处总理秦毓鎏派军队前去镇压，*七人。

　　按理革命党人是完全应该团结极富反抗精神和革命潜力的农民阶级去共同反对封建势力的。但事实上，他们抛弃了农民同盟军，这看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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