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在新军中默默地坚持秘密的革命活动。它的活动重点始终在新军中。共进会本部是在日本东京成立的。1909年,孙武回国开始在湖北活动。他们最初在学堂、会党和新军中都发展力量,重点是想依靠会党起义。后来从挫折中接受教训,把重点转移到新军方面。
第二,文学社的领导成员大多是贫苦知识分子出身的新军士兵。共进会的领导成员大多是归国的留日学生。这种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经历,使他们之间难免存在一些隔阂,在酝酿合作时就明显地表现出来。
第三,这两个组织的成员虽然都几乎遍及湖北新军各部,但在军队中的主要据点各有侧重。从军队同盟会、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到文学社初期,都是以第四十一标为活动基地的,接着发展到第四十二标,这两个标都属于陆军第二十一混成协。共进会把活动重点转向新军后,得到同盟会资助,由邓玉麟在黄土坡开设同兴酒楼,作为联络新军的场所。黄土坡位于炮兵第八标和工程第八营驻地之间,“为军队出入必经之小街”,新军士兵过饮时“酒酣耳热之际,邓君微示其意,咸慷慨激昂”,“由此加盟者日多”《居正:《辛亥札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14页。》。因此,共进会的力量在工程第八营和炮兵第八标中最强,它们都属于陆军第八镇。
第四,文学社长期埋头在湖北新军内部工作,对外联系很少。“因为文学社鉴于日知会失败,由学界无赖分子贪赏告密所致,所以他们的组织专争取同伍之人,埋头苦干,意欲将新军中除满人与官兵外,全体运动成熟,一举而拔赵易汉,所谓‘抬营主义’,是不欢喜与外界周旋的。”《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第39页。》尽管它受同盟会很大影响,却没有和同盟会本部发生什么联系。它的经费,沿袭群治学社、振武学社的传统,靠社员每月捐献本人薪饷的十分之一,自然不会宽裕。共进会本部在日本成立,它的领导成员原来大多是同盟会会员,所以和同盟会关系密切。1911年2月,黄兴策划广州“三·二九”起义时,写信给共进会的居正:“望兄在武汉主持,结合新军,速起响应。”《黄兴:《致居正书》,《黄兴集》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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