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们之间还有些其他不同，如文学社重要人物很多是湖南人，如蒋翊武、刘复基、杨王鹏、章裕昆、何海鸣等；共进会的重要人物几乎都是湖北人。由于两湖关系密切，这种差别不算特别重要。

　　文学社和共进会之间存在的差别，有正面的效应，也有负面的效应。从积极方面说，正好起互补的作用；从消极方面说，又难免存在一些隔阂和磨擦，使湖北的革命力量难以完全精诚团结地统一行动。

　　在双方联合过程中，这种相互的不信任感就曾明显地表现出来。由于彼此的革命目标是相同的，武装起义的行动又迫在眉睫，在刘复基、邓玉麟等推动下，终于实现了联合。但由谁来担任总的领导人仍难确定。最后只能推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专管军事；孙武为军政部长，专管军事行政；刘公为总理，专管民政。“关于全体重大事件，由三人集合大家共同商决处理”，“这样划分，职权极不明确，究竟谁指挥谁，也未加以规定。不过当时只有这样划分，才能使三人的矛盾暂时得到统一，事实上三人从此形成了各不相下的恶劣局面。所以武昌首义成功以后，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渐发展，才被立宪党人钻了空子，为黎元洪造了机会。”《李春萱：《辛亥首义纪事本末》，《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二辑，第127页。》。

　　武昌起义爆发后，文学社和共进会这两个组织都无形消失，但原有的历史联系依然存在，引发了一系列的新的矛盾汉口和汉阳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原来几乎全是文学社的，还设有文学社阳夏支部。汉口光复后设立军政分府，以文学社重要人物詹大悲任主任。湖北军政府一些人“恐其权过重，功过高，有尾大不掉之虞。乃决意取消军政分府，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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