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得这个道理。起义第二天，他们就把黎元洪推为湖北都督，任湖北立宪派领袖、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总参议。他们采取了许多措施，来提高黎元洪的威信。特别重要的是：10月15日居正把汤化龙、黄中恺起草的《武昌军政府组织条例》提交都督府中革命党人讨论。他把这个条例说成是“同盟会本部所拟者，免各同志怀疑”《居正：《辛亥札记》，《辛亥革命在湖北史料选辑》，第154页。》，向大家说：“孙先生在海外研究革命多年，诚恐一旦起事无所循依，故预定条例。今闻武昌同志起义，特遣某赍此稿回，俾众遵守。”《逸民（黄中恺）：《辛壬闻见录》，《辛亥革命武昌首义史料辑录》，第10页》这样一说，《条例》便顺利地通过了。它规定：都督是唯一的领导人，军事和民事都由都督统辖。黎元洪随即委汤化龙为政事部长，所属各局负责人都是同革命党毫无关系的立宪派人。孙武自任军务部长，迁出都督府，另觅房屋组织机关。
这是一个重要的转折。革命初期由革命党人主持一切的局面结束了，黎元洪不再只是一个被软禁的傀儡。湖北的军政权力从此开始向黎元洪手中转移。
当然，这在当时还只是一个开始，不能作过高的估计，不能认为这一下权力都已落入黎元洪、汤化龙等人手里。武昌起义后，原来的旧军队和旧政权都已土崩瓦解，一切都是重新组织起来的。各级军官和官吏大多由起自下层的革命党人充任。他们中许多人在革命胜利后很有点洋洋得意、不可一世，彼此间常常互不相让，对黎元洪这个被扶上马的都督不那样事事听从，至于对汤化龙等就更不消说了。他们在军政府中是一股举足轻重的力量。这一股力量并不是那样容易受人任意左右的。
汤化龙原来把极大希望寄托在通过《条例》这件事上。当《条例》正式颁布、由他担任政事部长并指定原立宪派人担任各局局长后，满以为大权从此在握。但事实却完全不是象他所想象的那样。由于他野心太大、过于揽权，革命党人对他的不满越来越表面化了。有的人更加直接了当地向刘公提出来：“同志们都在军事方面工作，对于*方面完全由汤化龙一手包办的；政事部内所设各局概是老官僚和立宪派，不能与军务部取得联系，将来难免不为他们所卖，值得注意。”《朱峙山藏札：周鹏程的信，《湖北文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