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资料》第四辑,第173页。》这个问题确实引起了革命党人的重视。他们先给政事部和各局增派了一些副职,既起监视作用,又准备将来接手。10月25日,他们又召开会议,索性决定撤销政事部,将所属各局改为内务、理财、外交、司法、编制、交通等部,只给汤化龙保留一个有名无实的编制部长的闲差,弄得他十分没趣。到汉阳失守时,汤化龙就悄然不告而别,前往南京另谋活动。他在湖北军政府中并没有掌握到多少实际权力。
政事部被撤销后,新设各部的部长大多由革命党人担任。“自军政府成立后一月,湖北*重心,在内务、理财两部。”《朱峙山:《辛亥武昌起义前后记》、《辛亥首义回忆录》第三辑,第150页》而内务部部长杨时杰、理财部部长李作栋,都是原共进会的核心人物。
整个军政府的重心仍在军务部。军务部长孙武,副部长蔡绍忠、张振武。大权全在孙武、张振武两人手中,他们都是共进会的。蔡绍忠不是革命党人,原是日本士官学校第五期毕业生,在湖北督练公所担任过主管军械的兵备处课员,在军务部中没有什么实权,不久就辞职而去。孙武在湖北革命的准备时期,勇敢泼辣,不屈不挠,背负责任,作出了重要贡献。但革命胜利后暴露出来的弱点也是严重的:亟谋私利,力排异己,傲慢跋扈,缺乏学养。他一面挟黎元洪以自重,一面又恃功而骄,对黎元洪也很无礼。张振武更不把黎元洪放在眼下。
可见,就是在《武昌军政府条例》颁布后相当一段时间,军政府的实际大权主要还操在原共进会核心人物孙武、张振武、杨时杰、李作栋等人手中。如果不是孙武有意挟黎元洪以自重,黎元洪虽居都督之名,仍难号令一切。但黎元洪毕竟是一个有心计的人。他不像汤化龙那样操之过急,而是不动声色地逐步提高自己的地位和实权,在各方面安插私人,利用革命党人内部的矛盾,拉这个打那个,再拉另一个打这个,把他们逐步排除出去,自己独收渔翁之利。而他真正掌握住湖北的全部军政大权,还是在孙武被逐、特别是湖北新军被大批遣散以后。那已是民国元年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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