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日，旅居上海的两粤绅商到广肇公所讨论有关拒法事宜，“约期一点钟聚议，贴长红在公所门首，标明其事，于是粤东商家，源源而来，座为之满。……演说未半，惟时来者益多，亦有不甚详其所以然者，但知同（用）心听讲耳。忽公所首事某等，特出告白一纸，大意谓公所乃为广肇两府商务而设，国家大事不得干预云云。阅者益知所讲演系国家大事，无不乐于襄助，来者愈多，庭户几不能容。就中激烈之士，闻演说已义形于色，忽闻首事有不得干预国事之说，遂群起大哗，痛诋董事无爱国心，不顾大局，压制国民，妄施手段，无不欲赠以老拳。幸得和平诸公曲为排解，首事自如失言，遂避去。演说既竟，人皆知广西事即广东之事，救广西即救两粤，救两粤即救全局。又知凡广东人皆可问公所之事，又可问国家大事，喜不自胜，于是自愿索纸笔捐助用资。顷刻间捐款得一千数百元，立时标姓名贴于公所左壁，钟鸣五点始各散。”这条新闻说明，资产阶级在反帝斗争中迅速增强了国家民族观念，其*上的日趋积极可谓已跃然于纸上。
三天以后，《苏报》又刊登一则《中国四民总会知启》其附言特别强调：“本会既为地方议事所之先声，上海一埠为通商最盛之地，商家居位最繁。以各国由多数举代表人之例言之，凡我商人宜发爱国之热诚，本爱国之天良，届期多来，聚议办法，勿失体面为要。”这个通知虽然简短，却颇为形象地说明资产阶级人们思想意识的潜在变化。第一，他们已经感到自己力量的增强，因此提高了向社会说话的声调。仅据1908年《上海华商行名簿》记载，包括银行、钱庄、商店、工厂、交通等各类企业、店铺在内，总数已达10，534户，可见“商家居住最繁”一语并非凭空杜撰。第二，在传统的农业宗法社会中，职业次第历来都是“士农工商”，商为四民之末。可是在发起组织“四民总会”的活动中，资产阶级人们却以“多数”和“代表人”的姿态率先登上舞台。这虽然未必就意味着他们要立刻抢居四民之首，但至少是已经不甘于忝居末座。第三，他们把“爱国热诚”、“爱国天良”作为商人“体面”维系的前提，这更说明他们已经初步意识到本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和作用。凡此种种，都使人感到，资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正在迅速萌发。
如果说，在拒法、拒俄运动中，踊跃参加的主要还限于上海地区的工商业者，那么到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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