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的，我从来都认为当时的中国资产阶级幼弱，这个看法似乎与某些西方学者以及我国台北学者比较接近。但是，我一向又认为，当时中国资产阶级尽管幼弱，它的发展程度却已经足以从根本上决定了辛亥革命的性质，这个看法则又与张玉法诸先生相去甚远。

　　是我的学术观点自相矛盾或逻辑混乱吗？不是。道理很简单，即使是先进的或比较先进的西方国家，那里的资产阶级在其从事早期革命运动的时候，也不免具有幼弱的特征。难道历史上任何一个先进阶级，不是从幼弱状态逐渐成长壮大起来的吗？因此，不能简单地借“幼弱”二字来贬低或否定当时资产阶级的历史作用，需要根据具体历史条件作具体分析。

　　为了探索这个问题，去年我在《辛亥革命与江浙资产阶级》（《历史研究》1981年第5期）一文中，曾对尼德兰、英、法、美德诸国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与辛亥革命作经济背景方面的比较。正如人们所熟知的那样，这些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西方国家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其所厕身的社会经济环境，基本上是处于工场手工业阶段。与此形成对照的，则是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国，采用机器生产的工矿企业与交通运输业，已经有了虽属初步却又比较明显的发展。我在这篇论文中列举的有关国内经济统计数字主要限于江浙地区，现在我想借重经济史专家张国辉先生的大作《辛亥革命前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文中所引用的一些全国性统计数字，对当时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再作一番考察：

　　1.“在‘拒外债，保路权’舆论的推动下，从1903年以后的4年内，保路斗争风起云涌，特别是商办铁路公司先后在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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