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0年上海发生金融恐慌,竟使川路公司损失股款银140万两以上,加速了保路风潮的突飞猛进。及至1911年夏秋之间,张謇以沪、津、粤、汉四地商会公推代表名义,赴京与美国“东方商团”谈判,积极筹划合办中美银行(资本一千五百万两,中美各半)、太平洋轮船公司(华资过半)以及开发东三省等重大项目,更说明江浙资产阶级已经在全国资产阶级队伍中具有领袖群伦的地位。因此,如果把上海资产阶级完全当成“舶来品”,并且与内地资产阶级割裂开来,那显然不符合历史实际状况。
以上情况说明,二十世纪初年的中国,确实存在着一个作为新兴社会集团的民族资产阶级。但问题并非到此为止,因为张玉法先生还以某些西方学者的结论为依据,认为当时资产阶级“没有形成一股阶级的力量”。
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到底“形成一股阶级的力量”没有?这也需要用历史事实来回答。二十世纪初年,中国出现了一系列前后连续的群众运动,其中规模较大和影响较大的有: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收回矿权运动、国会请愿运动,以及直接导致辛亥革命爆发的保路风潮等等。这些运动是在古老中国逐步迈入近代的前进步伐,同时,它们也记录了资产阶级成长觉醒的轨迹。
讲到资产阶级的觉醒,人们便不免想起上海的张园。我曾说过:“上海张园,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二十世纪初年中国*的晴雨表,也是江浙资产阶级初期*活动的一个重要会场。”自从1900年自立会在这里举行“国会”以来,爱国人士在张园的集议几乎是连绵不绝。但资产阶级的大批到会,则应以1903年春的拒法、拒俄运动为发端。
在这年4月27日的《苏报》上,曾刊登过一篇题为《记两粤绅商在广肇公所会议广西事》的“时事要闻”。记者报导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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