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以数十万党员，实行二次革命，不匝月而先后败亡，实在是团体庞大，份子复杂，意志不一所致。袁于军事结束后，肆无忌惮，逐议员、废约法、任宵小、杀党人、丧权卖国、勾结列强、阴谋帝制，而国民党员之在国内的，贤者死事，不肖者变节，即亡命扶桑的也多堕志他图，投降自首，或倡‘十年后始行革命’之说。孙先生目击心伤，忧愤交集，不忍二十余年艰难缔造的革命主义未达，从此一蹶不振，因决定亲率能挺立战线的党员组织中华革命党于东京。以斯重振革命精神，再举革命大业（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第1225页，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2。）

　　国民党松懈无力，中华革命党要加强化律，加强战斗力，这是正确的意见。问题是：有没有必要实行家长式统治，起码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不宜聚下结论。

　　主观因素的干扰，还有来自*和意识形态的考虑。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是近代爱国主义的旗帜；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思想的集中代表，只能颂扬，不能批评。这样，在孙中山研究的著作中，出现不少难以令人信服的谀词。例如，有一位学者说：“事实证明：三民主义确实是能将中国从根救起，同时也是建设民有、民治、民享的新中国最高典则”；也有人说：“孙博士为他自己所设计的一个健全的理论是绝对的正确”（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自叙，第1、2页。台湾远东图书公司1982）。

　　另一方面，也有个别学者带着强烈的感情成份，给孙中山戴上不切实际的“帽子”。有一本书说孙中山“一再勾结帝国主义”、“私通日、英、德、俄国为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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