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成立）八年以来，国际地位犹未能与列强并驾，而国内则犹是官僚舞弊，武人专横，政客捣乱，人民流离者，何也？以革命破坏之后而不能建设也。所以不能者，以不知其道也。吾党同志有见于此，故发刊《建设》杂志，以鼓吹建设的思潮，展［阐］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传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使人人知建设为今日之需要，使人人知建设为易行之事功，由是万众一心以赴之，而建设一世界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此《建设》杂志之目的也（注：《孙中山全集》，第5卷，第89-90页）。

　　细细推敲孙中山上述言论，孙中山究竟怎样看待五四运动，还值得深入探讨。1920年1月，北京大学学生代表在上海会见孙中山时，批评孙中山“对五四以来的各次民众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似乎不够重视（注：转引自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第1385页）。这个批评是值得重视的。因此，不能简单地用“非常重视”、“称许”这样的词来概括孙中山对五四运动的态度。这个例子说明，即使对具体问题的分析，也需要深入到有关问题的前后左右、方方面面进行综合，才能了解事情的真实面貌。

　　科学研究工作不能停留在具体问题的分析上，孙中山研究，不能停留在他如何对待五四运动？他与日本政府的关系如何？他在辛亥革命过程中起什么作用等等具体问题的分析上，还需要对孙中山作总体的综合。

　　人物研究上的总体综合，中国学者是很熟悉的。人们习惯于评价历史人物，确定某一历史人物是正面人物还是反面人物？是“三七开”，还是“四六开”？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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