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另一种情况。学者相信一定的意识形态，按照自己固有的理论观点评价孙中山的思想。人们往往对平均主义特别钟情。在这种思想指导下，对孙中山提倡的民主主义和他拟订的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实业计划”给于高度的赞赏，说它是孙中山“高瞻远瞩”，“从中国的特殊国情出发”提出来的。但是，这种思想和措施，实行以后，对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究竟起什么作用则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过去人们相信关于个人、阶级、思想、行为的传统理论：个人隶属于某个阶级；个人的行为受思想理论的指导；思想理论又反映他所隶属的阶级的利益。以此作为理论框架来考虑，孙中山的思想理论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它反映了中国资产阶级的利益。当早期孙中山发动革命，提出“创立合众政府”时，中国的资产阶级又是什么样子呢？这个问题就很难讲清楚了。19世纪末，中国有没有出现资产阶级还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课题。早在1981年陈锡祺就敏感地觉察出这是一个难题。他说：“孙中山早期思想的阶级基础问题，迄今未得到较彻底的解决。”（注：陈锡祺：《孙中山与辛亥革命论集》，第315页，中山大学出版社1984年。）在传统理论框架指导下，这个问题的确是很难解释清楚的。

　　以孙中山为国家为民族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教育人民群众，特别是年青一代，今后仍然需要。孙中山有关世界潮流、国情、国家统一、对外开放、现代化道路、国家监察、官员廉政等方面的思想与实践对当前中国四化建设都具有借鉴作用。但是，这一切研究都必须贯彻“实事求是”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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