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观半个世纪以来，有关孙中山研究的著作往往运用国内的资料，很少甚至没有运用海外保存的大量有关孙中山的资料。对海外研究成果也极少加以评论或吸收。造成这个现象的原因比较复杂。在客观上，祖国大陆长期闭关自守，除少数研究机构、高等学校外，很少进口国外书籍与刊物。孙中山研究人员，信息不灵，更没有接触外国书刊的机会。但在主观上也存在一个认识问题——研究中国问题，当然靠中国自己的资料，何必向外国找资料？外国学者还要向我们请教呢？吴相湘在所撰《孙逸仙先生传》一书的“自叙”中有下列一段话：

　　国人辄喜说，外国人研究中国文化，不如中国人，其实近年来，欧美有关中国近代、现代历史与人物的研究已超越中国学人之前。因为：（一）外国有许多档案馆、图书馆完全公开，应用方便；（二）外国人有基金会给予研究费，可远赴国外去实地搜集史料并进行访问；（三）外国人根据其本国史实经验以观察；（四）外国学人对史事人物可以毫无忌惮地批评（注：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自叙，第6页）。

　　封闭式研究，大陆和台湾都存在这种缺点。台湾出版过两部篇幅很大的孙中山传。吴相湘撰写的《孙逸仙先生传》运用了大量外文资料，吸取了外国学者的研究成果。他自称：

　　相湘留心孙先生生平言行三十余年。……尤以近二十年来，美国亚洲协会台湾分会四次资助相湘赴美国、英国或日本、韩国或东南亚各国搜集有关孙先生史料。一九五九年，首先在伦敦阅读外交部档案卷中有关‘伦敦蒙难’文件，一九六○年在东京外务省发现美国国会图书馆显微影片目录刊载‘遗失’的一八九七年以后的档案，由是得知孙先生早期革命活动真相，这是所有中外书刊从未记载有如此翔实的（注：吴相湘：《孙逸仙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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