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道德标准对历史人物作总体综合，也有人以成败论英雄。这些都是对孙中山作总体的综合。但是，这种总体上的综合，还应该提高一步，即要围绕孙中山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展开，把人物研究与社会整体发展联系起来。孙中山的言行对推动历史发展究竟起到什么作用？是如何起作用的？他的思想渊源在哪里？他又在哪些地方发展了前人的思想？在他去世以后，他的言行在哪些方面还继续起作用？后人从孙中山的言行中获得哪些有益的启示？接受哪些教训？……这都是应该考虑的。因此，研究孙中山，在时间上不能停留在对59年(1866-1924)的研究，必须扩大研究的时间跨度，最少要考虑前后一百多年的中国和世界历史。
在传统史学界，有一种不利于总体综合研究的习惯势力。学者往往习惯于一辈子研究一小段历史，这样做，容易出成果。这种习惯势力，中外都有。《中国大历史》作者黄仁宇提倡研究“大历史”，实际上也就是提倡对历史作总体的综合。他说了一段很有趣味的话：
1970年，我得到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的一笔研究费，并往麻省剑桥研究明代的财政税收，受费正清教授的督导。费教授对我个人和家庭的善意照顾，我已在其他书刊里叙及。可是在治学方法上，我们却也有根本不能融洽之处。他重分析，我主张综合；他坚持以20年为研究的范围，我动辄牵涉一个世纪或一个朝代；他用演绎法，我用归纳法。后来《明代十六世纪之财政与税收》书成，未交哈佛出版，而送到英国剑桥付梓，不得已也（注：黄仁宇：《中国大历史》，中文版自序，第2页，三联书店1997年）。
在推动孙中山研究向纵深发展这项工作上，具体分析与综合研究，这两种方法不可偏废，需要结合起来。这也可以说，把微观与宏观研究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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