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已不象以往那样较多注意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正确与错误、得与失，而把重点放在探讨让位的原因和历史必然性上。韩明提出，应该把孙中山和袁世凯一起放在被时代选择的地位，用长期历史发展和当时阶级斗争态势的纵横双重座标测量孙中山让位这一事件。他并且具体分析了主体阶级——资产阶级在当时的动向、心理和要求，从而说明孙中山让位的必然性（《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原因新议》，《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胡绳武则着重论述了让位的“历史环境”，这个历史环境就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是在理论准备十分不足的情况下走上革命道路的，帝国主义是支持袁世凯的，革命党——同盟会已经解体，南京临时政府碰到严重财政困难。这样的历史环境就决定了孙中山只有让位于袁世凯（《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历史环境》，《历史研究》，1987年第1期）。丁贤俊和罗耀九认为“让位”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策略，它服从于建立民国这个战略目标（丁贤俊：《论孙中山与民元让位》，《历史研究》，1988年第6期；罗耀九：《对袁世凯的妥协是孙中山的战略与策略》，《学术月刊》，1988年第5期）。
尹全海从另一角度探讨了让位问题，即从袁世凯一方进行考察，看他怎样“攘权”的。他认为袁世凯之所以能够窃取大总统是因为他逼清帝退位有有功的；列强只承认以他为首的共和政府；满汉矛盾对他有利；孙中山的外交活动颇为失策（《袁世凯攘权考论》，《信阳师院学报》，1989年第2期）。季云飞则不同意“攘权”说，他认为袁世凯出山后客观上造成了有利于西方革命党人而不利于清廷的形势，而且他“逼宫”成功，因此不能说他“篡夺胜利果实”。作者甚至还认为在当时的中国，实现君主立宪方案比实现民主共和方案具有更大的可能性，袁世凯坚持君主立宪政体未必错误，而孙中山坚持美国式的共和政体却脱离中国实际（《论袁世凯在辛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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