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有学人认为辛亥革命时期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程度很低，因此辛亥革命并不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是全民革命（代表者为张玉法先生）。大陆学人几乎都不赞成这种观点，以往已就此发表过几篇论文。1986年汪敬虞在《历史研究》第6期上发表《中国近代社会、近代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一文，把1911年武昌起义以前中国的商会、现代工厂的数量和美国资产阶级革命前、日本明治维新后的情况进行比较，认为中国的商会、现代工厂的数量比英、日要高得多，从而论证辛亥革命的阶级基础是资产阶级，这场革命是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朱英则认为1904年以后中国资产阶级就初步形成为一支独立的阶级队伍，根据是当时全国各地开始建立资本家社团组织——商会（《从清末商会的诞生看资产阶级的初步形成》，《江汉论坛》，1987年第8期）。

　　关于资产阶级和辛亥革命的关系，朱英指出：由于中国资产阶级无以避免的妥协和软弱，缺乏应有的革命素质，因此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整体几乎与孙中山革命党没有什么联系，这就注定了辛亥革命必然失败的结局（《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与资产阶级》，《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3期）。王继平人为：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特点决定了辛亥革命必然是采取城市*变动的形式来实现的，因此它的成败必然受到城市主体——市民等级的制约与选择所决定。市民等级当时迫切希望尽快结束动乱，以获得发展资本主义的安定社会环境，因此它选择了掌握军事实力的袁世凯，而没有选择它认为没有能力安定社会秩序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辛亥革命成败新议——城市市民社会心理的择择与制约》，《广州研究》，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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