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第10期）。徐宗勉则主要考察了资产阶级与民初政局的关系。他指出：中国资产阶级所以支持袁世袁镇压“二次革命”，除由于它本身与生俱来的弱点和缺点外，当时共和制度和共和*的非资本主义倾向，临时参议院和第一届国会没有成为资产阶级保护和发展自身利益的工具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关于资产阶级从拥袁走向反袁的历史考察》，《社会科学研究》，1986年第5期）。钱坤从进步党与民初政局这一更加具体的角度探讨了资产阶级和“二次革命”的关系。他指出：在宋教仁被刺案发生后，民族资产阶级的绝大多数都害怕“二次革命”会葬送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因此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汤化龙及进步党才极力支持袁世凯，反对国民党。而“二次革命”由于得不到资产阶级的支持，就不能不失败（《汤化龙、进步党与民初政局》，《广西师大学报》，1989年第2期）。
以上诸人所讨论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资产阶级与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分合及其对辛亥革命的影响。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把孙中山等革命派看作是资产阶级中、下层的代表，而看作是全体资产阶级的代表。朱英并且指出：把孙中山等革命派看作中、下层资产阶级代表，既不符合历史事实，也造成研究中不可摆脱的矛盾，这个矛盾主要表现在当论及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时，总是从整个资产阶级的动向来加以说明的，而不是从中下层资产阶级与孙中山的分合来说明（见前引文）。而林增平则坚持认为：在20世纪初年，中国资产阶级基于其同封建统治者联系的亲疏有别、经济实力大小不同，相应地区分为上层和中下层，并拥有各自的*派别——改良派和革命派。清末民初时势的演变、政潮的起伏，都不难从这两个阶层及其*派别的离合消长中探寻到内在的联系，并且可以藉此理解资产阶级领导中国民主革命历程中成败利钝的因果和是非（《革命派、改良派的离合与清末民初政局》，《历史研究》，1986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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