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资产阶级立宪派的评价总趋势是愈加肯定。谭力在《论立宪派和革命派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关系》（《探索》，1986年第2期）中指出：立宪派和革命派作为同一阶级的两个派别有根本的共同利益，因此两派的斗争和它们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斗争相比，只能是局部的斗争，是非阶级斗争。朱仁显认为：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两种理论模式在晚清中华民族反对专制、寻找富强的心路历程中有着不可取代的意义和价值。相比之下，君主立宪派较少空想和臆测，既重视民主*理想又不忘国情，而革命派则表现为理想主义，很少考虑民族传统、社会现实等历史条件，在这样理论指导下的革命便不能不失败（《探求民主与富强之路的两种模式——晚清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论》，《福建论坛》，1988年第1期）。而李宗一则不赞成某些人把立宪派看作是辛亥革命的真正领导者，他具体论证说：辛亥革命的发生是在以往同盟会领导的多次起义的基础上发生的；武昌起义是由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文学社和共进会发动的；许多省起义的策动者和组织者多是同盟会员；各地起义不管与同盟会有无直接联系，其宣言和文告中几乎无例外地有“驱除鞑虏”的口号和“民主共和”的内容；所有这一切都说明辛亥革命的主导力量是资产阶级革命派（《中国同盟会与民国创建》，《民国春秋》，198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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