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问题上，研究者几乎都不同意“预备立宪是骗局”这种传统观点。郑大华在《清末预备立宪动因新探》（《求索》，1987年第6期）中批评那种仅从清政府的主观动机去探求预备立宪动因的研究方法，认为预备立宪的发生既是统治阶级自救措施，又是中国近代化运动演化的必然结果，具有不依人们主观动机为转移的客观强制性。朱金元和马东玉则具体分析了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认为它在清王朝被迫面向世界的应变活动中具有承上启下的意义，表清清王朝在缓慢地向着资本主义宪政制度移动（朱金元：《试论清末五大臣出洋》，《学术月刊》，1987年5月；马东玉：《五大臣出洋考察与清末立宪活动》，《辽宁师大学报》，1987年第1期）。郑大华等还肯定了《钦定宪性大纲》，认为它并不象某些人所说是一部旨在巩固和强化君主专制统治的封建法典，而是和《日本帝国宪法》一样的一部二君主立宪制法典（郑大华：《论清末统治集团内部的立宪派》，《江汉论坛》，1987年第9期；赵晓雷：《晚清*体制变革论析》，《史学月刊》，1988年第3期《朱仁显：《探求民主与富强之路的两种模式——晚清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论》，《福建论坛》，1988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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