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社会”。他说：“吾党一面既须与腐败社会为敌，一面又须与乱暴社会为敌，彼两大敌者，各皆有莫大之势力蟠亘国中，而我党以极孤微之力与之奋斗，欲同时战胜两敌，实为我力之所不能逮，于是不得不急其所急，而先战其一。……故吾党认祸国最烈之派为第一敌，先注全力以与抗，而于第二敌转不得不暂时稍为假借。”(梁启超：《共和党之地位与其态度》，《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中华书局出版第20页)曾记得，一九○六——一九○七年间，当梁启超注全力以与同盟会论战时即曾提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218页)对比之下，梁启超于进步党成立前所提出来的战略方针，不是和政闻社成立前同出一辙吗？这说明立宪派和革命派之间的对立，又回到了政闻社前后双方死战的状态。
一九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兵讨袁，二次革命爆发，江苏、广东、安徽、福建、湖南相继宣告反袁独立。进步党宣布与国民党公开敌对。众议院议长、进步党理事汤化龙发表谈话，指控“这是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灭”(《时报》1918年7月24日。)。在国会，进步党议员提出“征讨案”，赞助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正当北洋军大举向江西、江苏进犯时，进步党名誉理事熊希龄受命出任国务总理，组成了有梁启超、汪大燮、张謇等著名立宪派人在内的所谓“第一流人才内阁”。梁在入阁就任司法总长的三个月内，三次上书袁世凯，献“挟国会以号召天下”之策，“名正言顺”(《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24页。)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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