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民族资产阶级上层是在*、经济利益遭到重大损害，同清王朝的关系无法继续维持下去的时候，才被迫暂时抛弃历来服膺的改良主张，转而附从革命的。待到清廷倾覆，具有民主共和国形式的中华民国建立，就使他们对发展近代企业抱有很大希望，咸认为“所谓产业革命，今也其时矣”(《民声日报》1912年2月28日。)。一时，各种实业协会、工业建设会、农牧实验场、渔业股份公司等团体和企业，络绎兴起，为了尽快地增殖利润，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的人们就无不急于要求革命尽早结束，好让袁世凯的统治迅速地稳定下来，使他们期待的“产业革命”得以实现。立宪派人所以竭全力诱胁革命派对袁世凯屈服，就是为达到上述而采取的对策。正当进步党受到袁世凯的倚重，资本主义企业暂时地呈现较好前景的时候，国民党发动了反袁运动，频频传来二次革命的潮汛。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又完全恢复了抵制和憎恶革命的情绪。因此，湖口反袁起义爆发，几乎所有民族资产阶级的团体和与之有联系的人们，都站在对立的一面，支持袁世凯对起义讨袁的国民党势力进行镇压。

　　二次革命中，各起义省份民族资产阶级上层组织的商会、商团等，都对起义的国民党人采取抵制态度。这从黎元洪《致政府国会请褒嘉商会》一函中可以看出，函称：“窃维此次变乱，酝酿经年，牵掣至六、七省，耗损几数千万，乃时未两月，以次数平。……至于抵拒邪谋，主持正论，则尤以各处商会察舆情从违之准的。查该党倡乱，亦何尝不以拥护共和为徽帜。……各省商团，预烛其奸，动色相戒。沪粤两埠，通海最早，程度较优，故抗拒残暴亦最力。赣浔宁皖，商力较薄，曲从不甘，显拒不纳，卒因默示反对，使该党筹款无着，失其后盾。至如湘谋独立，亦因不获商会之赞同，故宣布最迟，取消亦最速。是知戡乱之师，所至克捷，滔天之祸，转瞬清夷，则我商民之大有造于民国也。因念前年鄂军起义，武汉商会，首表欢迎，此次厉阶潜生，各属商团，全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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