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派又败了一局。但以宋教仁为代表的一部分人仍笃信民主共和制可以通过议会竞选的方式来实现，因而又致力于组织政党，扩充实力，为夺取国会多数议席而奔走筹划。他们的意图是以《临时约法》为依据，以国会多数议席为基础，进而组织政党内阁，借这套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去箝制袁世凯，逐步实现真正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旧立宪派人对国会竞选同样异常热衷。他们的意图是想控制国会，为袁世凯竖起一架掩饰其军阀独裁统治的屏风。这种意图在梁启超一九一二年二月二十三日写给袁世凯的信里透露得很清楚。梁在信里写道：“善为政者，必暗中为舆论之主，而表面自居舆论之仆，夫是以能有成。今后之中国，非参用开明专制之意，不足以奏整齐严肃之治。夫开明专制与服从舆论，为道若大相反，然在共和国非居服从舆论之名，不能举开明专制之实。以公之明，于此中消息当已参之极熟，无俟启超词费也。”(《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381—382页。)话说得很明白，“居服从舆论之名，举开明专制之实”，就是新的共和国呱呱坠地时立宪派人的*主张。

　　围绕着竞选，各个政党之间产生了极为错综复杂的离合聚散的现象。一时党派纷起，官僚政客，趋之若鹜。同盟会为此大举改组，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党派，于一九一二年八月组成国民党。这个党虽然广事招徕，拉进了不少旧官僚和旧立宪派人士，致泥沙俱下，成份庞杂，但领导权仍掌握在同盟会人手里，就其主要倾向而言，仍不失为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政党。

　　国民党声势大振，使旧立宪派大为气馁。他们纷纷写信给梁启超，促梁回国“竖新旗帜，造成一种新势力”(《梁任公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404页。)，以与国民党开展角逐。一九一二年十月，梁回到国内，据他自己描述，抵达北京时，竟至“举国若狂”，“如众星之拱北辰”，“其尤为快意者，即旧日之立宪党也。旧立宪党皆以自己主张失败，嗒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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