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覆清朝的力量主要是什么？是立宪派人“积诚罄哀”的国会请愿，直至集会通电宣告“独立”？还是革命派领导会党、新军、民军所举发的前仆后继的武装起义？显然是后者而不是前者。没有群众自发反抗的层见迭出和革命党人反清斗争的频繁睡起，就不可能推动革命形势在全国的广泛高涨；没有革命志士在湖北新军中从事艰苦的组织工作和革命化新军的英勇战斗，就没有武昌首义；没有武汉革命军奋起抗击清军，浴血鏖战，就不可能巩固首义的胜利，从而推动全国反清运动的普遍发展和起义在十多个省的联翩告捷；没有这一系列急剧发生的事变，立宪派人也不敢同清廷决裂，或迟或早地站到革命一边来。二十世纪初，清王朝赖以支撑其反动统治，藉以镇压人民的武装，主要是新军。清廷覆亡前夕，它不曾完成在全国编练三十六镇（师）的计划，仅编成十五个镇和二十个协（旅）。武昌起义后的五十天内，随着十四个省的宣告“独立”，发动和参与起义的新军约七个镇，十个协。半数以上省分的“独立”；一半左右新军的倒戈反正，举国人民的厌弃清廷，向往共和；加上立宪派人的陆续附从革命，才使清廷陷入众叛亲离，无可凭藉的绝境，无法逃避灭亡的命运。不难看出，认为立宪派在辛亥革命中起了主导作用的见解，同史事本身存在多么迢远的距离。

　　还应当提到，承认立宪派人在辛亥反清起义中有功劳，并不意味着可以因此就忽略或抵销他们破坏革命的罪过。事实上，各省立宪派人在附从革命的同时，就开展了攘夺权力，挑拨离间，诱胁革命派向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袁世凯妥协的勾当。其彰明昭著者有：湖北汤化龙等窜撮黎元洪排挤首义有功诸人，攘夺军政府权力的诡谋和行动；湖南立宪派人利用兵变，拥谭延□夺取湖南都督的事件；贵州宪政会引进滇军唐继尧部，摧毁了由自治学社掌握的军政府；山西谘议局长梁善济于附从革命后，又在清军攻太原时充当内应；张謇以章太炎倡说“革命军起，革命党销”为口实，诱使革命党人解散同盟会；在建都争执上，立宪派人群起责难孙中山，迎合袁世凯建都北京的愿望，等等。这些确凿有据的活动，对革命的危害是不应低估的。辛亥革命的失败，是由于新成立的共和国政权被帝国主义的走狗袁世凯所篡窃。袁世凯在肆行篡窃的过程中，立宪派是大大助了一臂之力的。

　　总之，在推翻清王朝的运动中，立宪派人附义有功；在内外反动势力勾结扼杀革命的过程里，他们又是助虐有罪。功不抵罪，罪不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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