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反正，立宪派人作出的贡献较大。原因之一是上海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立宪派中代表人物较早地与清廷离异，也较早地同革命派接近。一九一○年冬第三次国会请愿时，上海总商会举沈懋昭为代表参与其事，并求见庆亲王奕□，请从速召开国会。遭到拒绝后，沈“退而叹曰：‘釜水将沸，而游鱼不知，天意难回，请从此辞。’乃束装返沪”(《沈缦云先生年谱》，《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81页)。次年春，沈在沪活动南北商团公会成立全国商团联合会，举李平书为会长。嗣又成立中国国民总会，由沈出任会长，宋教仁、陈其美、谭人凤等一大批同盟会员均是国民总会重要成员。七月底，中部同盟会在沪成立。在此前后，沈懋昭、李平书和商会、商团重要负责人王震（一亭）、顾馨一、叶惠钧等，均相继参加同盟会。革命派和立宪派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十一月三日，革命党人发动起义，李平书等控制的商团武装积极参战，通力合作，继占领上海县署之后，又获得攻克江南制造局的胜利。六日，成立沪军政府，李平书出任民政部长，沈懋昭出任财政部长，王震出任交通部长，虞洽卿为顾问官。上海是中国工业、商业、金融、外贸的中心，没有商会和商团武装的合作，是难以取得起义胜利的。它的宣告“独立”，对清廷又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紧接着，贵州于十一月四日宣布反正。发动起义的主要武装力量是倾向革命的陆军小学学生和新军官兵，而由立宪转向过来的自治学社起了很大的作用。自治学社虽在一九一一年春夏已与革命派联系，作了应变的准备。但最后摒弃立宪主张，是在武昌起义之后。据参与其役的人记载：“武昌义举，风潮益激，而劣绅、权豪为仇视自治党，故遂欲乘机兴大狱，以消灭政敌，指自治党为革命，与鄂乱有关，向官厅告密，调刘显世防营集省剿捕。自治党人张百麟等外审机势，内逼刑戮，遂决然弃去君宪主张，与革命党共同谋划。贵阳之各校学生及会党、营军，各有怀抱，声气早通，一见事机成熟，不崇朝而大联合，热情奋发，咸愿以发纵指示之权奉之自治党。清廷官吏见革命党结集日众，而湖南、云南相继告警，仓皇失措。革命党遂以疾雷不及掩耳之手段，挟少数之武力，于少数时间据贵阳而宣布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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