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张之洞带动下，两江总督刘坤一、湘抚陈宝箴、浙抚廖寿丰、皖抚邓华熙、江苏学政龙湛霖、贵州学政严修、四川学政吴庆坻、江西省布政使翁曾桂、广西洋务局、山西源清局、保定、江宁、兴化太守、河南彰卫怀道，先后令所属官员、学子用公款订阅《时务报》。湖南岳麓书院祭酒王先谦和长沙城南、求忠两书院院长共同商定，为三书院订《时务报》，供学生阅读。他在手谕中说：“查近今上海刻有《时务报》，议论精审，体裁雅饬，并随时恭录谕旨，暨奏疏西报，尤切要者，洵足开广见闻启发志意，为目前不可不看之书”。他相信，学生只要认真阅看，“勿狃故常，勿安卑陋，由此渐摩岁月，必有奇才异能，出乎其中，上备国家栋梁之用。”（注：《岳麓院长王益梧祭酒购时务报发给诸生公阅手谕》，《时务报》第18册，第11页。）《时务报》发行量直线上升，办报仅一年，发行量便达到了一万多份，成为中国第一大报。《时务报》馆的第二年度启事这样说：“报馆创设，倏逾一载，启始之时，惟惧底滞，赖大府奖许，同志扶掖，传播至万二千通，揆诸始愿，实非所期。”（注：《时务报馆启事》，《时务报》第39册末页。）即成功的条件有二：“大府奖许”，“同志扶掖”。前者指得到张之洞等支持奖掖，后者指同志扶持和报馆同仁努力。报纸办得成功与否，主要靠其内在因素，《时务报》所刊文章极受各界人士欢迎，当时任何报刊都无法与之相比；但外部因素也很重要，洋务派的主要功绩就是为《时务报》营造了很好的外部环境。除上海外，张之洞辖下的两湖是《时务报》销量最大的两个省，都超过一千份，湖北仅张之洞的善后局就订了282份（注：《鄂督张饬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时务报》第6册，第9页。）；湖南单矿务局代销数最高时便达800多份（注：见《时务报》第39册附录。）。《时务报》一纸风行，天下观听为之一耸，梁启超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年青举人一跃成为天下名人。洋务派提供了上佳舞台，梁启超们有绝好的表演。仅此而言，洋务派对戊戌思想解放运动的贡献已不可忽视。而毗邻湖南的广东，虽开埠最早，经济也远较湖南发达，“惟广东督抚于‘洋务’二字，深恶痛绝，（《时务报》）不能畅行于粤耳。”（注：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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