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的例证还有《国闻报》。当《时务报》崛起于上海时，严复、夏曾佑、王修植在天津办了《国闻报》，南北呼应，堪称双璧。但是它得不到京津高官支持，而来自保守派的压力却源源不断，夏曾佑说：“敝馆国家压力、前者已去，后者方来”（注：夏曾佑：《致汪康年》，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29页。）。王修植说《国闻报》最大的困难在销路不畅，他非常希望得到张之洞支持，“略仿《时务》、《知新》之例，通饬各属士商看报”（注：王修植：《致汪康年》，吴德＠①第18信，《汪康年师友书札》第1册，第82页。）。张之洞虽然对《国闻报》有好感，鉴于总署、直督的态度，未敢贸然支持。至1898年春，《国闻报》销量仅1500份，加以“政府阻力太甚”，艰难竭蹶，难乎为继，不得已宣布售与日本人，“借作外援，始得保全自主”（注：夏曾佑：《致汪康年》，梁启超：《致汪康年》，《汪康年师友书札》第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0页。）。《国闻报》的遭遇从反面再次证明，官方态度对政论性报纸的生存发展具有决定意义。 

　　获得洋务派提携的还有《知新报》、《湘报》、《湘学报》、《农学报》等。洋务派还积极举办或参与举办了一大批学会、学堂，亦为新思想的传播开启了方便之门。 

三  大力宣传洋务派的变法思想&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