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认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不能闭门不纳，束手而不向”《曾纪泽遗集》，日记，卷一，第344页。>，“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卷16；卷19。>，因为“以时局观之，中外通商之举，将与地球相终始矣，此时而曰徒戎攘夷，真迂儒不通事变者也”<王颐《弢园文录》。>。只有“力排浮议、以成格为万不可泥，以风气为万不可不开”<《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卷16；卷19。>，才能“转祸为福，变弱为强。不患彼西人之日来，而但患我中国之自域。无他，在一变而已矣”<王颐《弢园文录》。>。
洋务派的这种变易观，反映了他们已经从世界发展变化的大趋势来观察近代中国的大变局，主张顺应世界发展的潮流进行变革，实际上它已包含了社会进化论的因素，已开始突破传统的变易观的框架。
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是强调所谓“华夷之辩”的。对于中国人来说，除“华夏”之外，其余都是“蛮夷”之邦。这是一种狭隘封闭的世界观，与现代化的开放意识是格格不入的。在这种心态支配下，根本无法实现从传统到现代的转换。洋务运动打破了传统的“华夷之别”的世界观，承认“夷狄”尚有比中国优越的地方。他们认识到，中国“人无弃材不如夷，地无遗利不如夷，君民不隔不如夷，名实必符不如夷”<冯桂芬《校邠庐抗议》。>，因此，必须摒弃那种“防严夷夏”的迂儒之见，“循用西洋之法以求日进于富强”<王颐《弢园文录》。>，不能拘泥于“祖宗之成法”，否则，中外相照，“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永远处于落后挨打的地步<《左宗棠全集》，奏稿，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