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312。>，因此，“我朝深仁厚泽，培养数百年，藏富于民，何尝厉民以自利哉”<《洋务运动》，324页。>。这种建立在自然经济基础上的封闭的本末观，无疑是开放的现代化社会所不相容的，洋务运动的倡导者们通过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与铁路、工矿、轮船等物质文明，在实际上冲破了这种观念，建立了一种推动现代化物质文明建设的开放的观念。
洋务思想家们认为，“中国积弱，由于患贫”<《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卷16；卷19。>，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弊者”<《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24；卷16；卷19。>。因此，必须打破安贫乐道的观念，不拘于成法，以图自强。而自强的根本，在于以工商为本。他们认为，西方之所以富强，乃在于“泰西以商战二字为国”。中国欲自强，必须“开关互市，实以商战为上策”<《洋务运动》，（一）325页。>。他们要求政府“讲求商政”，举办各种农、工、商业，“行之数十年，物阜民康，无敌于天下”<《洋务运动》，（六）318页。>。他们还驳斥封建顽固派认为工商为本是“舍本而务末”的言论，指出“西人恃商为创国开物成务之命脉”，“不能执崇本抑末之旧说难之”<薛福成《庸庵文外编》，“筹海篇”：“筹洋刍议”。>。在古代自然经济条件下，“小民各安其业，老死不相往来，故粟布交易而止焉”，在当今世界，各国“藉商以强国，藉兵以卫商”，中国在“积弱”的地位上，“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安得谓商务为末务哉”<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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