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洋务运动与中国现代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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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7-3-9 17:44:5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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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重义轻利、重义理轻技艺的义利观：“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事为重，义理为轻”<《左宗棠全集》，奏稿，卷18。>。因之，中国士大夫的聪明才智，多寄托于空谈无用的经注疏解之上，空言义理。他们明确指出，“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谓可折冲尊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洋务运动》，（二）23页。>。所以，洋务派摒弃那种“重义轻利”的传统的义利观，主张既要“修明礼义，以忠义之气为根本”，又要“实力讲求战守”，“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48。>，“举凡制枪炮炸弹，铸钱、治水，有适民生日用者，均可次第为之”<《左宗棠年谱》，第126页。>。正是在这种具有现代化色彩的义利观的支配下，洋务派兴办新式企业、学校，制轮船、造铁路，引进西方的现代科学技术，推进了中国物质文明的现代化进程。
洋务运动还对传统的“本末”观念进行了冲击。传统本末观认为，立国之本在“修道德、明政刑、正人心、厚风俗”，其他的铁路、轮船、工商都不过是“奇技*巧”，于国无补<《屠光禄奏疏》，卷4。>。这种观念是由于中国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结构中，形成了一整套以“重农抑商”为基本国策的封闭的文化价值观念。在这种观念看来，千百年来，中国人“百亩之人以养十数口，犹有余财”，“商贾所不到，嗜欲无自生，粝食粗衣，此外更无他求也”<《清朝续文献通考》， 上一页 [1] [2] [3] [4] [5] [6] [7] [8] [9] [10] ... 下一页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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