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过程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咸丰十年（一八六○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外国公使驻京，外国事务头绪纷繁，主持抚夷局事务的恭亲王奕䜣担心：“若不悉心经理，专一其事，必致办理延缓”，所以上奏“请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但咸丰在批准之谕上，同意设“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多了“通商”二字，为此奕䜣又上奏说：“该夷虽唯利是图，而外貌总以官体自居，不再自认为通商，防我轻视”，因此他们若见我们的衙门有“通商”二字，“饶舌必多”，故“拟节去‘通商’二字”，“免致该夷有所借口。”<钱实甫：《清代的外交机关》>咸丰加“通商”二字，自有节制奕䜣之意，但此外也可见，总理衙门的设置，虽为当时情况下应付帝国主义的一种外交护身自救手段，然其中所蕴含的主要内容，却是为他们从重虚轻实立场出发所鄙视的“通商”。而又恰恰正是这一内容，在当时反映和预示着，资本主义通过帝国主义侵略，对当时中国和当时未来中国的影响。因此，总理衙门的设置，既是帝国主义对中国控制和侵略的结果，又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最初影响在*机构设置上的最初表现，并同时成为洋务运动产生和发展的结果和原因之一。
所以，在其后不久，又设置了南北洋通商事务大臣，北洋大臣的主要职掌已扩展为：北洋洋务、北洋海军、招商、各路电线等四项。同时，起先是为了外交自救需要，随后更是为了产生洋务运动（同时又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需要，同文馆又在总理衙门之后于一八六二年正式开办，先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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