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虽然，戊戌变法很快被镇压，在这期间的机构变动也被恢复原状，但是，因为“取代”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所以，不久，在光绪庚子后的官制改革中，距“虚”的封建性较近、而距“实”的资本主义较远的“太常寺”、“光禄寺”、“鸿胪寺”以及“通政司”、“詹事府”“太仆寺”，重被裁撤或撤并。相反，距“虚”的封建性较远、而距“实”的资本主义较近的：“法部”、“学部”、“农工商部”、“邮传部”，等等，又被新建、重建、改建或扩建，直至设立具有典型资本主义机构色彩的资政院和内阁。 

　　显然，这些新的中央国家机关，原来大多被孕育在康有为所提的十二局里。面康有为所提十二局，则原来大多被孕育在以总理衙门为主体的洋务机构里；总理衙门为主体的洋务机构，则是在洋务运动包括洋务思潮中诞生和发展的。 

　　清朝中央国家机关的演变，我们基本可以把它分为三类，一类是带封建国务性质的技术上的改革，如变议政王大臣制为军机处制，彻底废除宰相痕迹，提高皇权，以及诸如此类。一类是受洋务运动间接影响的技术上的改革，如对跟洋务运动不无关系而成为“闲曹”的詹事府等机构的裁撤、裁并，以及诸如此类。一类是受洋务运动直接推动、相应“取代”因而是实质性、根本性的改革，如对太常寺等机构的裁撤、裁并，从设总理衙门经十二局提法，到正式设立农工商部等机构，直到成立资政院、内阁。以上所论，主要是第三类。这类改革中机构的设置变化，虽与帝国主义侵略和对日本等外国的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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