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在经济领域里，“取代”及其初步发展是必然的，因此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里，这一“胚胎”的发展、成熟，其对别部门的取代，也就成为自然。到了光绪戊戌年间前后，总理衙门的职掌范围，已由对外交涉、通商而遍及军政、财经、文教、内政等各个方面，成了资本主义新政机构前驱的总汇，严重侵犯和削弱了原有六部行政衙门的职能，使它们或无实权、或形同虚设。所以，当时刑部郎中沈瑞林说：“凡策我国之富强者，要皆于该衙门为总汇之地，而事较繁于六部者也。夫铨叙之政，吏部主之，今则出洋大臣期满，专由该衙门请旨，海关道记名，专保该衙门章京，而吏部仅司注册而已。出纳之令，户部掌之，今则指拨海关税项，存储出洋公费，悉由该衙门主持，而户部仅司销核而已。互市以来，各国公使联翩驻京，租界约章之议，燕劳赉赐之繁，皆该衙门任之，而礼部主客之仪如虚设矣。海防事起，力求推作，采购战舰军械，创设电报邮政，皆该衙门专之，而兵部武库、车驾之制可裁矣。法律本掌于刑部，自各国以公法相持，凡交涉词讼之曲直，悉凭律师以为断，甚或教案一出，教士多方袒护，畸轻畸重，皆向该衙门理论，而刑部初未与闻也。制造本隶于工部，自各国船坚械利，耀武海滨，势不得不修船政、铁政，以资防御，迄今开办铁路，工作益繁，该衙门已设有铁路、矿务总局矣，而工部未遑兼顾也。是则总理衙门之事，固不独繁于六部，而实兼综平六部矣。”<《戊戌变法档案史料·添裁机构及官制吏治》>这种“繁于”和“兼综”，其实就是“取代”意义上的洋务运动，在上层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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