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中国的论争 

　　自兴办洋务至旧中国结束的９０年间，关于洋务运动的论争，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 

（一）晚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洋务、顽固两派之间展开的论争。 

　　晚清政府内部最剧烈的论争共有三次：一次是１８６７年（同治六年），围绕着洋务派为了培养洋务人才而兴办的同文馆，应否招收正途出身学员问题的论争；一次是１８７４年（同治十三年），围绕着设厂制造船炮机器和筹备海防问题的论争；另一次是从１８８０年（光绪六年）开始的围绕着建筑铁路问题的论争。在两派历次论争中，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各项措施，竭尽攻击之能事。他们抬出了“礼义廉耻”、“天道人心”和“用夏变夷”等封建旧教务，全面的反对学习“西学”。说什么“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攻击洋务派的提倡“西学”，是“捐弃礼义廉耻的大本大原”，是“败坏人心”，是“用夷变夏”；甚至攻击侈谈洋务者是“祸国殃民”，是“洪水猛兽”。他们反对洋务派自造船炮，认为是“虚耗国帑”和“便于浮冒”。特别反对推行耕织机器，认为“夫四民之中，农居大半，男耕女织，各职其业，治安之本，不外乎此；……机器渐行，则失业者众，胥天下为游民，其害不能言矣”。他们反对洋务派开采矿藏，修筑铁路，筹设银行便利商民等措施，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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