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接下来,牟安世根据范文澜观点撰写成的《洋务运动》专著发表,于是,全面否定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观点,在新中国史学界,形成一边倒的局面。
第二阶段:60年代初引起的大论争。论争的导火线,是笔者在《文汇报》理论版1961年12月28日、1962年1月12日和1月21日连续发表的《试论洋务运动对早期民族资本的促进作用》、《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侵略资本的矛盾》、《试论洋务运动中洋务、顽固两派论争的性质》三篇论文。这三篇论文,原本是一篇文章的三段,因太长而分成三篇发表的。笔者是1957年从机关干部调到上海经济研究所参加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半路出家的人,对洋务运动素无研究。因当时在负责编写《江南造船厂厂史》,并分工执笔写江南制造局的一章,故接触到洋务运动和洋务派问题,开始也是以范文澜和牟安世的全面否定论为依据,后来,全部翻阅了新出版的《洋务运动》8册资料,根据史实对照下来,便对全面否定论有所怀疑,逐步形成自己的看法,加以公开发表,引起了这场大论争。当时全国各报刊陆续发表和笔者商榷的文章约近50篇,开始还是正常的学术争鸣,后来便上纲上线,变成了围攻和批判,笔者只得以沉默代声辩,一场论争,不了了之!
第三阶段: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新论争。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为洋务运动的新论争带来了和煦的春风,在短短的15年间,全国性的学术研讨会,连续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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