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圣君贤相讲富强之道者，率皆重农抑商，不务尽山泽之利，盖所称为极治者，亦曰上下相安，家给人足，足以备预不虞而已”。顽固派对洋务运动的上述攻击，显然是站在封建自然经济的顽固保守立场，无疑是错误的和违反时代进步潮流的。而洋务派则满足于农民革命已被镇压下去和对外维持和局的现状，自称是“同光中兴”，肯定了洋务运动的成功。
（二）早期改良派和维新派对洋务运动的批评。
从洋务派转化的早期改良派代表人物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忠等人，从１９世纪８０年代开始，便批评洋务运动只引进西方近代生产技术而不引进西方*体制的弊病，提出向西方、向日本学习君主立宪的主张，但提的方式很委婉。
等到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们一上台，便旗帜鲜明大张旗鼓地全面批评起洋务运动来。康有为批评洋务派的变法是“积习难忘，仍是补漏缝缺之谋，非再立堂构之规，风雨既至，终必倾坠”；“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今天下之言变者，曰铁路，曰矿务，曰学堂，曰商务，非不然也，然若是者，变事而已，非变法也”。梁启超对洋务运动的批评更加形象化，他说：“中国之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譬之有千岁老屋，瓦墁毁坏，檩栋崩析，将就倾圮，而室中之人，乃或酣嬉鼾卧，漠然无所闻见，或则补苴罅漏，弥缝蚁穴，以冀支持。斯二者周心虽不同，要之风雨一生，则屋必倾而人必同归死亡一也。夫酣嬉鼾卧者，则满洲党人是也，补苴弥缝者，则李鸿章、张之洞之流是也。谚所谓室漏而补之，愈补则愈漏，衣敝而结之，愈结之愈破，其势固非别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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