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社会结构，给中国人民带来许多沉重的灾难。更由于封建统治阶级的屈辱投降，中国被瓜分豆剖的危机已迫在眉捷。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宰割殖民地正是帝国主义本质的表现。因为“没有暴力和掠夺，没有流血和枪杀，帝国主义就活不下去”(斯大林：《在苏联列宁*主义青年团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上的演说》。《斯大林全集》第九卷，第178页。)。这是具有种种弱点的洋务运动所不能遏制的。因此，不能认为这种危机的到来和加深，仅仅是进行了洋务运动的结果。
当时搞“洋务”，顾名思义，一切均需来自外洋。创办伊始，中国一不能出钢铁，二不会造机器，不但全套设备和技术，就连动力用煤都要来自外国。生产方式的落后加上近代科技知识的贫乏，洋务事业对外国依赖之深是可以想见的。但是，这样的不可避免性在其它谋求发展的经济后进国家几乎是共同的。像明治维新时的日本，彼得大帝改革时的俄国，以及其它资本主义发展比较迟缓的国家几乎都经过这个阶段，可见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
在进行洋务运动的同时，清政府和地方大吏确实借了不少外债。据统计，在1861—1894年的三十余年中，共借外债四千五百多万两，但绝大部分用于军费和赔款，真正用来兴办“洋务”的还不到百分之七(百分比系据《甲午中日战争前清政府所借外债统计表》计算而来，该表载《经济研究》1956年第5期。)。八十年代以后，李鸿章虽曾两次派人到国外借外债修筑铁路，但都因为清议派的反对而没有成功。况且借债修路，在那时世界各国所在多有。并非像反对借债修路的人所认为的于“国体有伤”(马建忠：《适可斋记言记行·铁道论》。《洋务运动》（一），第4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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