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由于中国传统封建势力的顽固、腐朽，使得那些通过洋务运动刚刚形成的资产阶级不仅在*上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在经济上也没有获取充分发展的自由。即以官、商之间的关系而论，早期改良主义者无不洞悉“官不能护商反能病商，其视商人之赢绌也，如秦人视越人之肥瘠”(郑观应：《盛世危言·商务·三》。《洋务运动》（一），第526页。)这一状况。但是要想筹建近代工矿企业，又必须依靠封建势力的庇护，所谓“全恃官力则巨费难筹，兼集商资则众擎易举。然全归商办则土棍或至阻挠，兼倚官威则吏役又多需索。必官督商办，各有责成”(郑观应：《盛世危言·开矿上》。《洋务运动》（一），第538页。)。由此可以看到中国新生的资产阶级是处在怎样难于成长的地位。

　　我们再把考察的范围扩大一点儿。在世界近代历史上，一些封建国家（如德国、日本）都能随着世界潮流的进步，做一些自上而下的改革，使自己跨入资本主义的门槛，这在当时的中国是绝对行不通的。同样，在这些国家的近代化过程中，都有封建主义者转化为资本主义者的事情，这在当时的中国也是极为罕见的。至于近代化人材的培植与成长，也同样受到封建势力的严重干扰。中国和日本向西方派遣留学生的时间不相上下，这些人自幼出洋，受资本主义的熏陶可谓深矣。但中国留学生归国后，多数只能成为封建势力的附庸，其佼佼者如詹天佑，贡献也只是一条京张铁路；如严复当了大半生水师学堂的总教习，得了一顶改良主义思想家的桂冠，到此而已。像日本伊藤博文那样归国后能位及人臣、充分施展自己*抱负的留学生，在中国则根本不曾出现。事情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深刻指出的，在近代中国，主要是“少了两件东西：一件是独立，一件是民主。这两件东西少了一件，中国的事情就办不好。一面少了两件，另一面却多了两件。多了两件什么东西呢？一件是帝国主义的压迫，一件是封建主义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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