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甲午战争爆发前夕，致力于洋务运动的改良主义思想家们已明确看到，除了学习西方的物质文明外，还必须学习其*制度，改革封建的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以摆脱腐朽的封建制度的束缚。1892年郑观应在《盛世危言》的自序中，直斥当时所办的洋务、海防是“逐末而忘本”。他指出，西方各国的富强“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院，广书院，重技艺，别教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凡司其事者，必素精其事”。学堂、议院等是其体，而轮船大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不过是其“用”。洋务运动“遗其体而求其用，无论竭蹶步趋，常不相及，就令铁舰成行，铁路四达，果足恃欤？”(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戊戌变法》（一），第40—41页。)这里所谓的“本”和“体”，指的就是优越于封建制度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这种公开地为资本主义制度申辩的思想，是鸦片战争以来思想舆论上的又一个跃进，为后来资产阶级的改良运动提供了理论依据。
及至甲午战争的失败，洋务运动一蹶不振了。早期改良主义思想家们的论断，被证实了，为大家普遍接受了。仅仅从军事或经济上学一些资本主义的皮毛是不行的，还必须对腐朽的封建*制度进行种种改革。维新变法的中坚分子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曾说，甲午战争前，“朝士即有言西法者，不过称其船坚炮利，制造精奇而已。所采用者，不过炮械军兵而已。无人知有学者，更无人知有政者。自甲午东事败后，朝野乃知旧法之不足恃，于是言变法者乃纷纷”(梁启超：《戊戌政变记》，中华书局版，第22页。)。话虽不长，却道出了戊戌变法与洋务运动之间的关系。
当然，由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局限，在戊戌变法中，康、梁之辈仍然脱不掉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躯壳。那些受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思想影响较深、思想敏捷的人象何启、胡礼垣等，又看出了康、梁主张的不中用，更进一步地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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