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在洋务运动酝酿之初，一般人幻想，只要掌握了西方先进的生产技术，中国就能够富强起来。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事实并非按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发展，他们不禁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机器固有局矣，方言固有馆矣，遣发子弟固往美洲攻西学矣，行阵用兵固熟练洋枪矣，而何以委靡不振者仍如固也？”(王韬：《□园文录外篇·变法自强下》。《戊戌变法》（一），第142页。)

　　最先研究这个问题的是洋务派官僚郭嵩焘，他于1876年奉派为头任驻英公使，驻英期间他潜心考察了资本主义的社会经济制度，并针对洋务运动的实际状况，提出不少发人深省的问题。其中有两点最重要：一个是洋务运动的方向要改变。郭嵩焘认为，若想立国，必须象日本那样先学习西方的经济、法律制度，作为“立国之本”，而不能专搞那些“无能及远”的皮毛(郭嵩焘：《养知书屋遗集·伦敦致李伯相》。《洋务运动》（一），第304页。)。一个是办洋务要发展民间资本即“富民”，他认为，“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郭嵩焘：《养知书屋遗集·与友人论仿行西法》·《洋务运动》（一），第322页。)。因此他很早在奏折中就主张，要打破政府对近代军事工业的垄断，“造船、制器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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